小时候，父亲在医学院工作，因此我常常要穿过解剖室到父亲的办公室去请他回家吃饭，看惯了许多男、女学生在实验室里解剖尸体，同时也认识了不少和蔼、敬业，有教养的医生。心里自然产生了长大以后当医生的想法。到了高中，范胜兰老师的生物课引起我很大的兴趣。我在上实验课时，解剖很细的小蚯蚓也不会碰破血管，使我相信我的双手还不算太笨拙。而且我自认还有一点死记硬背的功夫，对人也有一点同情心。因此，高中毕业报考医学院似乎已经是认定了的事。
毕业前，高我一年的同学蔡祖善（当时她留校任政治辅导员）找我谈话，动员我报考地质专业（几年以后，她也上了地院，成了我们的校友）。其实在这之前，我已经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看到了许多带有号召性的文章，其中记得起来的有俄国著名的旅游家和学者奥布儒切夫写的《下一代的旅行人，祝你们一帆风顺》，在报上也看到了刘少奇的讲话，他说地质是工业的尖兵，国家要建设首先需要工业，而工业首先需要矿产资源。现在想起来，我们这一届（或者包括下一届）同学中，受到这一名言影响而学了地质的不在少数。另一方面，因为年青，对于跋山涉水、骑着骆驼在沙漠上遨游充满了幻想。于是我便决定报考地质。我的母亲有点儿不太愿意，她请了我的朋友、华东师范大学的陈绥宁老师来说服我不要报考地质，她们的理由是我太瘦弱，吃不起苦。而我那时年轻气盛，比较喜欢逞能，于是仍报考了地质。
没想到考完以后蔡祖善又找我谈话，问我能不能不上大学，到工厂或农村去做团的工作。这时我的心里确实有些斗争。但那时已经过了参加军干校等运动，知道服从组织需要是做人最起码的品质，于是便同意了，填完表后，就不再想上大学的事。发榜那天，同学一早就来邀我去打听消息，不久我的表哥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榜上有名，而我已经不去理会。不料几个钟头以后，蔡祖善给我打电话，说是今年不留人工作（前几年上海的高中毕业生都要留下一部分人直接参加工作），国家需要建设人才，大家都去上学。我当然十分高兴。由于当年招了许多学生，北京的校舍已是人满为患，地院的新生部便设在了宣化。
听说要去塞外，母亲立刻给我做了一件厚厚的大棉袄，可以罩在小棉袄的外面，小棉袄里面当然还可以穿不止一件毛衣。这件毛衣，直到我回到北京都没舍得穿，一直在等待更冷的天气。
记得我们从上海到地院学习的学生是乘同一列火车上北京的。高教部还特地派了一位凌至同志到上海来接我们，是一位朴实、可亲的人。到了学校以后，他还为两位同学丢失雨伞的事给我写过信，而我们也因此通过两三封信。一位普通同学的一把油纸雨伞，劳他费心，那时国家工作人员的敬业精神可见一斑。当时从上海到北京要二十多个小时，从南京到浦口，火车分为三段，用渡船渡过江，人自然都要从车上下来，站在渡船上，看着江水缓缓流过。虽然到了夜里大家实在困得不行了，坐着七歪八倒打盹的也有，干脆溜到座椅下地板上酣睡起来的也有，至于卧铺，绝大多数同学怕是见都没有见过。到了北京，学校的老师和同学来接我们，老师是哪一位，已经不记得了，同学却记得是魏家庸，后来1979年我和同事出差到贵州，才又见到老魏和廖能懋夫妇，知道了他们的坎坷经历。他们把我们这批新生接到端王府夹道学校的旧址，抬头一看，墙上贴着的一副对联是“欢迎你，戈壁滩上的开拓者；欢迎你，岩石洞中的找宝人”。看到这几个字，心里突然升起种神圣的感觉。所以一直想知道写这一副对联的学生是谁。
我们并未在北京逗留，而是搭上火车直奔当时新生部所在地——宣化。校址即在当时的宣化地质学校，设备比较简陋。每间宿舍中两列大土炕（下面并不生火），各睡十来个人。厕所仅用芦席围成，是露天的。塞外天寒地冻，夜里起来的滋味可想而知，而且，从我们宿舍到厕所要绕过另两座一模一样的楼，大约有将近一百米的距离吧。记得有一次半夜起来，回来时迷迷糊糊走进宿舍后面的一座楼里，待到推门一看，发现里面有桌子（学生宿舍是没有桌子的），才急忙退出来。后来和别的同学说起，才知道，并非只有我一人有过这种经历。
大家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和学习，仍然愉快和富有生气，虽然有些同学由于原先想攻读其他专业而对地质不感兴趣，心中有些不愉快，现在看来应该说是招生政策上的失误，对于这些同学来说是很遗憾的事，但大部分学生对于前途都充满了美好的憧憬。老师们十分敬业。高平老师、边兆祥老师等都亲自到宣化那样困难的条件下任课，年轻老师如陈华慧、方克定、李文祥、丁国瑜、许高燕等都是学生的好榜样和好朋友，晚自习时，他们经常到教室里来辅导。星期六晚上在大食堂跟着体育老师的鼓点跳舞，成了每周的定例，记得一次何长工副部长特意到宣化来看望新生，还和一些女同学跳舞呢，当然，这跳舞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种体育活动，大家穿着破旧的棉袄，直跳到满身大汗为止。
学校很注重对新生的教育，经常请来高年级的同学和老师，给我们讲他们的感受和经历。给我们印象比较深的是高我们一年的王屾同学、尉葆衡老师和一个报告我国石油勘探情况的老师。前不久偶尔和刘光鼎先生谈起我们在新生部的往事，才知道，后一位报告人竟然是他，虽然他如今依然潇洒不减当年，但毕竟已不再是我印象中那位穿着浅蓝色毛衣体态修长的年轻人了，有时同学们自己也介绍学习经验，物探系聂勤碧同学的介绍给了我许多值得仿效和学习的地方。同学们组织晚会自编自演也是经常的事。我们大系十班的笔杆子是李鼎荣，她不仅常给校广播站写稿，每次班上要出节目，编写的任务便非它莫属了。记得有一次演一出介绍祖国丰富矿产的短剧，其中要有人扮演各种矿产，演煤的人要涂得满脸漆黑，女同学郑兴蓉自告奋勇扮演煤的角色，我至今还清楚的记得她和宋长起一同从后台蹦出来的情景，不知他们后来用什么办法洗去脸上的黑颜色，因为水不多，热水更不多。
到烟筒山龙烟铁矿的旅行，是我第一次的野外经历，虽然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记忆中留下的已所剩无几，但我终究还就是在那次旅行中第一次看到了鲕状赤铁矿，并且至少对泉水的一种成因有了感性的认识。
半年以后，我们从宣化回到北京，住进祖家街的宿舍，仍旧是一间房住二十来个人，由木炕换成了绕墙一周的拥挤的上下铺。而房间当中终于有了一张紧挨一张的桌子。上大课人多，抢占好一点的位置或许对今天的大学生来说也仍然是很普通的事。由曲玉珍老师、关英老师和张俊福先生教的几门基础课条理清楚，注意力不知不觉地被他们吸引。虽然现在可能课程内容的绝大部分已经如数归还给老师，但正如曲玉珍老师强调的，：“要概念清楚”。这些功课对于培养我们的思维能力有极大的影响，在我们日后工作中的助益也是无法估量的，有些课程的形式也很活泼，分析化学每次课前的小测验常常令人紧张兴奋，课外小组又让人有更多动手和思考的机会。
课外活动丰富多彩。侯仁之先生的报告“北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十分激动人心，他讲到团城的保护，城墙和护城河的保留和改造、北郊科学城的兴建等等，引起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使在座的年轻人心花怒放。遗憾的是，他的建议可能由于“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而绝大部分没能受到足够的重视，未能付诸实施。记得有一次团支部书记竟然想到要组织一次团日活动去拜访李四光部长，于是全班同学在指定时间到了部长办公室，李先生风趣地说，你们真厉害，竟然闹到天宫里来了。他向我们介绍了他的经历，勉励我们好好学习。那时候，普通学生想要见见部长，甚至是李四光先生这样的著名人物，似乎也并不是件困难的事，不需要经过报批审查，媒体也不急于跟踪报道。学校对于我们这些学地质的人，要求我们平时培养吃苦的能力，从城里到颐和园去玩都不坐公共汽车而是步行。团委书记王良同志号召大家做“活宝”，给大家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带来精神上的欢乐。可见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确实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法宝。
当时大学生不仅上学不要钱，吃饭也是不要钱的，我们这些学地质的，不知怎的竟有些像一群饿鬼，如果吃面，我们的桌长廖国钧端着一盆面条回到桌上来时，必是满头满身挂满面条，淋满面汤，盛面条时的战斗可想而知，换个人没准儿还完不成任务。我本人在昌平方山实习时也曾一顿吃了14个包子（当时还没有用粮票，所以每个包子至少不会少于一两），创下女生的最高纪录（据说男生的纪录是29个）。这一消息居然传到临校，赢得我的中学同学的惊诧。
西山的测量实习，龙山的地质实习也都记忆犹新，测量实习结束时，老师给我提了二条意见，说我不像以前那样用功了。因为我已经知道要去（前）苏联学习，眼前的功课便懈怠下来。听了老师的话，虽然当时感到羞愧，但在几十年中，这种偷懒的恶习却没有多大改变，这也是我一生中愧对老师的事件之一。
同学中我佩服的人很多，除了上面提到的聂勣碧和我的同班同学孙岱生，我最佩服的还是阎文敏，我觉得无论从哪一方面说，她都是我们的榜样，她的学习，她的朴实，她的才气，她的诚恳待人等等。还有许多我认识和不认识但听说过的同学，我都非常佩服。私下里我会大言不惭地说，我们那一届同学确实很优秀。遗憾的是，后来得知，我所佩服的同学中有不少人被错划成“右派”，一生一世失去了发挥他们才能的机会，生活苦不堪言。我也曾多次想过，如果我当时在国内，我会是一开始便诚恳地向党提意见呢，还是会回过头来向同学们提意见以至于使许多同学遭到不幸？我对我自己实在是没有把握，有时候想起来，唯一使自己感到庆幸的是我逃过了这一劫。
有件让我感到骄傲的事情是，我曾有幸和曲礼娥、刘馥、易定容一同参加过北京大学生运动会并得到女子4×100米接力赛第四名。虽然在整个运动会期间，我的主要工作是给那些真正的运动员如曲礼娥等捶腿按摩，但毕竟接力少一个人是跑不成的啊！
还有两件值得一提的事。一次是新生部选举团委委员时，不知怎地，竟选上了我这个未被事先提名为候选人的人；另一次是，学校在选拔留苏预备生时，其实我也并未被列入校方提出的名单之中，但学校当时挂了一个意见箱，请同学们提出意见，又不知是哪位同学把他（或她）的意见投进了意见箱里，给了我到（前）苏联去学习的机会。我之所以想在这里提出这两件事，一方面是因为，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环境确实比较宽松。另一方面对我来说，其中的第一件事，除了满足我自己的些许虚荣心外，我没有为同学做我应该做的事，这都是我要趁此机会向同学们道歉的。
我在北京地质学院学习的经历，尽管只是一些点点滴滴的生活琐事，但对我一生的影响之大，使我终身难忘。三年前我不幸跌断腰骨，我的同班同学恰在北京聚会，他们来看我，虽然大家都不免“尘满面，鬓如霜”，但相见分外亲切，分别似乎又在昨日。看到他们的乐观，作为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幸运者，在我的优秀、坚强、善良的同学们面前，我感到惭愧。也许人生就如高尔基在他的短篇小说《AG棋牌》中所说，“记忆在毒药中掺入了蜜糖”。
一切回忆都是美好的。
（文/张弥曼，我校1953级校友、中科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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